说事儿（116）山岳般沉重的苦难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

吴敏｜文

中条山、太岳山相连接的崇山峻岭中有一道普通的山沟，山沟中段一片向阳开阔的黄土地里长着一棵四季长青的柏树，这里是我祖父母和父母亲的长眠之地，是我经常魂牵梦萦、心头酸楚之所在。

我的故乡是山沟中段挂在半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，山脚下是一条小河，河对面又是一面高高的山坡。全村十来户人家赖以生存的耕地，大都镶嵌在村对面的山坡上，土薄石厚，粮食产量很低。在这样很差劣的自然条件下，乡亲们一上地就得下沟爬坡。往地里送粪，从地里收割全得肩挑背驮，每种一苗庄稼都得浇下不少汗水，辛苦一年也只能勉强糊口度日。

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亲均为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辈子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普通得像是一抔抔极平常的泥土，亲身经历了如山岳般沉重的艰辛和苦难。

祖父年轻时正值清朝覆亡、民国初建的军阀混战之时，他虽然身强力壮、以勤劳著称于乡里，但一年到头起早摸黑、无冬无夏地艰辛劳作，也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不得不借债度日。

据祖父说，有一年腊月三十，索债人上门讨债，因实在是无力偿还，只好将仅有的一笼刚刚做好、准备全家人过年吃的豆腐让人家端走抵债，一家老小过了一个连豆腐也吃不上的大年。就是这样的贫困家境，还要遭受官府无穷无尽的压榨和盘剥。在祖父留下的一堆破破烂烂的遗物中，就有一包交纳苛捐杂税留下来的各种票据。

祖父为人很仗义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湍急汹涌、恶浪翻滚的山洪中救出过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，我年幼时多次听乡亲们传颂过这一宗美谈。

大约是深受不识字之苦的原因吧，祖父节衣缩食供父亲上了四年小学。小学毕业后，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了，只好让我父亲在十一岁时就辍学了。他先是跟随祖父种了一年地，接着就给本村和两个邻村放牛，每天赶着20多头牛到山里去放牧。

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，即使是暑夏寒冬、雨雪交加，也得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，早出晚归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。这对于当时刚十二三岁的父亲来说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大约在差不多放了两年牛的时候，父亲放的那群牛中的一头小犍牛，在吃草时踏翻岩头的一块石头掉到沟里摔死了。

此事发生后，祖父觉得父亲小小年纪放这么多牛太危险，就辞去放牛的活，托一位亲戚在国民党政权的县公安局里找了一份当“勤务”即服务员的差事。干了两三年后，日本鬼子侵占了县城，父亲只好随县政府转移到了乡下。

不久，父亲原来伺候的巡官被调往绛县任公安局局长，他就随之到了绛县。绛县县城也被日本鬼子占领着，他们只能活动在比较偏僻的乡下。一年多之后，这位局长辞职不干了，父亲也不愿意继续离乡背井、东奔西颠地伺候人了，又回到老家跟着祖父一起种地。

我的家乡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和日寇的拉锯地带，当时在家务农的父亲读过几年书，在县城和外地干过事，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，不同于一般农民。因此，在日寇占据家乡的严酷条件下，父亲秘密地担任着共产党地下政权任命的闾长，冒着风险多次给八路军秘密筹集过军粮。

1944年初家乡解放时，父亲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历任村党公所书记、村武装部长和区公所文书等职务，并于1947年带领民兵到晋南支前参战半年多，我就是在父亲到晋南支前参战期间出生的。

不料，1948年公开党和整党时，有人从抗战前县旧公安局的三青团花名册上发现有父亲的名字。父亲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三青团，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，请求组织上调查核实。但是，当时左的倾向比较明显，工作又很粗糙，竟以怀疑父亲参加过三青团的名义开除了他的党籍，说待事实搞清楚以后再予恢复。

此后头几年，父亲的工作尚未受多大影响，建国伊始还担任过所在乡镇的林业主任、财粮主任等职务。但后来，随着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，新任领导人又对我父亲不太熟悉，于是，仍背着所谓参加三青团冤案的父亲，不明不白地被打发回老家务农了。

此后父亲多次申诉，均是泥牛入海无消息，沉重的政治黑锅一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。

我记事的时候是农业合作化之前，家里的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，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一直留在了我童年的生活里。

那时，我们家像其他在土改中翻了身的贫苦农民一样，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扬眉吐气地耕耘和收获，开始过上了比较舒心的日子。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里，全家人总是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，其乐融融。

记得我大约5、6岁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父母亲去地里锄小苗时带上了我。他俩在地里边干活边说笑，我在另一边玩。恰好有一个喜欢唱山歌的老乡从不远处的山路上经过，他边走边唱地把我和父母亲在地里的情景编进了唱词里。

他唱的歌词和曲调我完全记不起来了，但那春风丽日伴随着悠扬歌声的画面和感觉，至今还偶尔萦绕在我的耳边，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又过了两三年，我家建起了全村第一幢新房。新房建于一个金色的秋天，每当祖父和父亲从工地回来吃早饭时，总要将工地旁边一棵苹果树上熟透落下来的果子给我带回一两个。睡懒觉的我，躺在被窝里啃着香甜的苹果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初级社、高级社、“大跃进”、“人民公社”、“一大二公”的风潮，渐渐抹去了祖父母和父母亲脸上的笑容，他们越来越为填不满一家人的肚子而发愁。为了以菜代粮，在1962年那个暗灰色的秋冬之交，我祖母因铺晒萝卜片不慎从高处坠落，永远闭上了她那慈祥的双眼，连一句话也没有给亲人们留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1963年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，但父亲去世后，我从他遗留下来的一个笔记本里看到，在这一年，全家以324个劳动工从生产队里实际收入184元6角8分钱。扣除全家的口粮款和其他应交款后，仅实得6元5角1分钱。

当时，我家共6口人，除全家油盐酱醋、穿衣烧煤等必须的日常开支外，还要供我和三个妹妹上学，而这一年我又从县城初中考到了几百里外的一个城市读高中，花费比原来增加了很多。这区区6元5角1分钱，怎么够全家一年各方面的开销呢？

在这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，父亲一面在生产队里更辛苦地劳作，一面又尽量搞些家庭副业挣点钱。但那时，家庭副业被看作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受到很大限制，很难赚到多少钱。

记得父亲常常抽空闲时到山上砍柴、割荆条，然后再挑到县城里去卖。他往往是三更半夜就从家里起身，赶十来里山路把柴禾或荆条挑到县城去，返回来后还要赶上生产队早晨出工。

当时，家里没有钟表，掌握时间只能靠经验判断。有很多次，父亲从家里起身太早，到了县城天还不亮，只好久久地蹲在马路边等人家开门。

这样长期的超强度辛苦，加之被开除党籍之后在政治上一直遭受歧视，精神极为压抑而郁闷，严重损害了父亲的身体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父亲因所谓三青团问题被关进了“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”，遭到多次审讯和批斗，这对自尊心很强的父亲，刺激和打击非常大。

作者的父亲

政治上背着几十年的冤案，经济上又不堪重负，父亲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，原来就有的疾病进一步恶化，终于在1974年与世长辞，享年仅55岁。

父亲逝世时，他一直申诉着的冤案也未得澄清，是背负着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离开这个世界的。

直到改革开放、拨乱反正以后，县里复查历史遗案，才搞清县旧公安局的那个所谓三青团花名册，是有关人员为向上级报功编造出来的，父亲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三青团。

冤案终于水落石出了，但父亲早已为此受尽了几十年的屈辱和磨难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父亲的去世使母亲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，过了一些年，遭受了大半辈子贫穷和苦难的母亲也病逝了。安葬母亲后，我在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坟前跪叩良久，任泪水滂沱于膝下的黄土地。

这黄土地里渗透着祖父母和父母亲将近一百年沉重的苦痛、忧愁与煎熬，也饱含着他们对后辈深长的挚爱、亲情和期望。他们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，但其坎坷一生所经历的不尽苦难，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，激励着后辈在人生的途程中不懈努力，奋勇向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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